中国控烟之父诞辰百年 “禁烟”从自家女婿做起

发布时间:2019年05月17日 09:03 信息来源:威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阅读次数: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

“吸烟有害健康”是一个广为传播的常识,不过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,在街头劝导人不要吸烟,可能会引来嗤笑。引导中国公众实现这一理念转变的,是被世卫组织(WHO)称为“中国控烟之父”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心植。

翁心植曾主持我国50余万人的吸烟调查,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同类调查,并在推动控烟事业发展上起到开创性作用。

昨日(5月10日)是翁心植百年诞辰,他生前工作单位—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(以下简称北京朝阳医院)召开纪念翁心植院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。孙燕、高润霖、尚永丰、王辰四位院士及翁心植家属、同事、好友等参加,共同缅怀这位老人对我国健康事业做出的贡献。

致信卫生部部长请求开展控烟工作

翁心植1919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,是我国杰出的医学家,医学教育家,内科学与呼吸病学家,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名誉院长。在翁心植的诸多头衔中,最广为人知的是我国控烟运动开创者——WHO将他称为中国控烟之父。

吸烟影响健康,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,但几十年前,公众对于吸烟的危害并不了解。1964年,美国发布第一份《吸烟与健康报告》,以政府名义给出了“吸烟危害健康”的结论,并陆续在广告、吸烟场所等方面出台控烟举措。

我国控烟事业的起步,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。

新中国成立前,我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是传染病、寄生虫病等疾病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,到了上世纪70年代,居民主要死因已变为心血管病、脑卒中、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。翁心植是大内科专家,他发现这四大死因都与吸烟有关,而十多年中,国际上反对吸烟的呼声日起,WHO甚至将吸烟形容为“现代的鼠疫”。

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,翁心植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致信,建议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全国开展控烟工作。次年,经国务院批准,卫生部、农业部等联合发出《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》,首次表明政府对控烟问题的立场,控烟宣传在全国兴起。

翁心植对控烟的“执拗”,影响了不少人。他的亲笔信,促成了崔月犁戒烟的决心,1992年,崔月犁对记者说,自己有33年烟龄,戒过两次都没有长久,不过1978年之后的14年,再也没有吸过一根烟。

有一回,翁心植笑嘻嘻地告诉女儿翁维馨,自己在市长面前出了风头。那天,翁心植在市人代会上看到市长点了烟,马上写了张小纸条递到主席台,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,市长看到纸条后,当即把烟掐了。

主持全球最大规模的吸烟流行病学调查

1979年,我国控烟工作启动,翁维馨正好与未来的丈夫交往中。有一天,翁心植与准女婿见了面,说的第一句话就是,“做我的女婿,不准抽烟”,并递来一件印着戒烟标识的广告衫,小伙子当即套在了身上,表示,“按领导要求办。”

那个时候,我国控烟的理念尚不普及。翁维馨的丈夫穿着广告衫去上班,被漠视、嘲笑是普遍现象,还有人故意当着他面吸烟。翁维馨还记得,曾有外地劝烟员在王府井看到香烟广告想要撕掉,结果被送进派出所,扣上了“扰乱社会秩序”的帽子。翁心植知道后非常着急,给上级部门写信,希望将控烟工作上升到法律层面。最终,当地公安局向劝烟员公开道歉。

“控烟非常不容易。我一开始不理解,觉得他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医生就很好,干嘛做这么艰难的工作。”翁维馨说。翁心植特意向女儿解释了自己的想法,“我是大内科专家,更有经验和资格说很多疾病和抽烟有关,中国的烟民数量庞大,面临严重的健康隐患,控烟是势在必行的。”

1982年,WHO召开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策略专家会议,翁心植决定参加。临行前,他对北京城乡吸烟情况进行了调查,但其他国家提供的都是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,相比之下,中国缺乏国民吸烟的全面数据,不利于控烟宣传和科研发展。

回国后,翁心植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,1984年,他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吸烟情况抽样调查。这次调查一直持续到1986年,除台湾省外,当时我国的29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全部列入范围,按照比例,在城乡15岁以上人口中抽取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五调查,共计51.96万人。调查结果显示,我国平均吸烟率33.88%,30岁后男性吸烟率高达70%以上。在34万名不吸烟者中,近4成遭遇“被动吸烟”。

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,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,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调查人数最多、地域最广、统计数据最全面的文献资料。

除了呼吁国家层面的控烟工作、主持大范围流行病学调查,翁心植还推进成立了我国首个吸烟与健康协会(现北京市控烟协会)、亲笔撰写和指导了大量相关论文、并筹备申办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。由于在控烟事业中做出的一系列贡献,翁心植两度获得WHO颁发的控制吸烟金质奖章,被誉为“中国控烟之父”。

“翁心植一去 内科从此无大家”

控烟只是翁心植诸多成就之一。在业内,他被广为称道的还有博而精的医学成就。

翁心植善于诊治疑难杂症,在内科学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创造性贡献。他发现和诊断了国内首例高雪病;在国内首次总结了白塞病的内科临床表现,在世界上首次报道白塞病并发心脏瓣膜损害,并提出结核自身免疫反应可能是该病的发生原因之一;调查确定了中国成人正常体温范围;牵头研制治疗高血压的药物降压零号,临床沿用至今……

中国工程院副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是翁心植的博士生“开门弟子”。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:在大内科的诊治上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,在所关注的白塞病、寄生虫病、冠心病等领域,都做出了卓越贡献,“翁心植一去,内科从此无大家,再也没有能这样整合各个学科的大夫了。”

翁心植同样在医学教育上斩获了卓著的成果,他倡导和推动了大内科医师培养体制建设;开创了我国呼吸专科医师规范化培养先河。他培养的大批研究生,已成为我国各大医疗机构的业务骨干与学科带头人,有些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。

外孙女说想学医 他的眼睛“一下子亮了”

2004年,翁心植的外孙女杨苏乔走进医学院,开始了自己的医学生涯。1919年出生的外公和1985年出生的外孙女,由于年龄差别巨大,并没有专业上的交集,但对杨苏乔而言,与外公长年累月的共同生活,是让她推开医学之门的最大契机。

杨苏乔从小长在翁心植膝下,旁观翁心植对患者的悉心帮助。杨苏乔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,一名普通建筑工人得了白塞病,当时国内有能力治疗的医生很少,这位工人就向翁心植致信求助。虽然当时翁心植已是内科领域的大专家,面对这位素未谋面、也未挂号的患者,他没有置之不理,还是仔细总结了患者的资料,出具了一份治疗方案,回信发给患者,后来这位工人果然得到了有效的治疗。

“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,经常说,医生最重要的是医德,医德大于医术。”杨苏乔说,每年过年,来看望翁心植的学生和患者都会踏破门槛,这种朴实温暖的医患关系,形成了她对医学最原初的认识。

杨苏乔和翁心植感情很好,两人“互为开心果”。挑选大学专业前,杨苏乔还未确定未来的职业方向,学建筑、化学还是环境?想来想去,她决定继承最爱的外公的事业,成为一名医生。

“我知道他想让我学医,但我逗他,说学建筑吧,他说行,很尊重我的意思,我又说还是学医吧,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”杨苏乔笑道。如今,杨苏乔在翁心植就职过的北京朝阳医院工作,成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大夫,外公的善良、豁达、执着,成为外孙女努力靠近的医者美德。

(来源:中国控制吸烟办公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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